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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 | 奥博亚洲王健:只有疯子才会创业

玉见 玉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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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前,王健从哥伦比亚大学神经生物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后,转战斯坦福大学攻读MBA,实现了他从科研圈向商业圈的跨界。11年前,他在全球最大的专注于生物医疗领域的投资公司奥博资本创立了亚洲资金。今天,奥博亚洲(OrbiMed Asia)管理着总额约11亿美元的PE/VC基金,已经投资约50家公司,其中包括再鼎、艾德、爱康医疗、金唯智等明星企业。


奥博亚洲合伙人及资深董事总经理王健博士

王健,香港股票交易所Biotech Advisory Panel成员,百华协会的联合创始人及前任主席,曾被评为中国生物医疗投资Top10(投中)人物,科学哲学书籍《我·世界——摆在眼前的秘密》作者(笔名光子)。


你敲,门就为你打开
从心出发,向光而行


医药魔方:王博士您好,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您的成长背景?


王健博士:我是60后,出生在一个医药世家,祖父生前是中医,从16岁开始就学生物,弟弟、弟妹也都是医生。


小时候,感觉特别幸运,因为听收音机说我们这一代是“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糖里”。改革开放后,才发现这是个谎言——那时中国穷得连买糖都要凭票,而发达国家的人民却在摄入无糖饮料控制体重。


到了中学,我选择读理科,是因为听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长大后才发现这也是个谎言——只懂数理化的人在公司里往往被压在底层,只能靠技术赚辛苦钱;但要成为领导和管理者,还必须懂得市场,并善于和人打交道。


我比较性急,跳了两级进大学,听收音机说“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便读了生物学专业。到了21世纪,我发现也有一半是谎言——21世纪的上半叶是互联网、手机和AI的世纪,也许到下半叶才会轮到生物。


回头看,物资匮乏的童年是生活无与伦比的馈赠,因为它让我从小就坚信除了靠自己别无他法,并且让我更能品味今天生活的美好。60后中,有一大批如我一样“不幸且幸运”的人,他们成长不是因为生而富贵,而是因为生而贫穷;他们找到真理不是因为没被灌输“谎言”,而恰恰是因为在“谎言”中长大。


今天我相信,无论一个人在哪里出生,什么年代出生,都很幸运,因为人生是一次无比珍贵的经历。卑微是成长的最佳起点,从谷底出发,虽然默默无闻且充满艰难,但无论怎么走都是在向上。


医药魔方:能否谈谈您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经历?


王健博士:大学毕业时,我想成为全世界最好的科学家。我认为生物学中最神秘、最具挑战的领域是研究大脑如何工作、意识是什么,于是来到世界上该领域中最领先的实验室之一、哥伦比亚大学的Eric Kandel实验室读神经生物学博士。Eric获得了2000年的诺奖,是该领域的开山鼻祖之一,但我从他那儿学到的却远不止科学。


我揣着从舅舅那儿借来的200美元来到纽约。从街上捡来被遗弃的熨衣板当课桌和满是雪花的电视学英文,厨房里到处是蟑螂。但奇怪的是一点都没觉得穷,到了周末还和同学喝啤酒吃西瓜,花不到10美元就能几个人快乐一晚上。


哥大教授们讲课语速很快,刚开始我基本听不懂,只好咬咬牙拿出大部分积蓄(30多美元)买了在美国的第一台家用电器——一台小录音机。上午上课,下午和晚上就反复听录音,整理成笔记,仅仅一个学期,上课就基本没问题了。回头来看,在我的投资生涯中,买录音机的钱是回报倍数最高的。


导师Eric让我很意外。我满以为他会头发蓬乱,彻夜疯狂地做实验,没想到他头发是全实验室梳得最整齐的,从不做实验。他是“君子动口不动手”,负责指导和管理40多个博士后和3个博士生,并把科研成果“卖”出去(在一流杂志上发表,并获得科研经费)。Eric让我认识到了领导者的重要性。


Eric不仅是位顶尖的科学家,同时创建了两家公司,一家卖掉,一家上市。科学家创建公司,我当时觉得很新鲜。没有想到的是,当时的哥大同学中正成长着几位日后在中国生物医药界叱咤风云的创业家,包括药明康德创始人李革,金唯智创始人孙中平,迈博斯创始人钱雪明,派格生物创始人徐敏和EOC创始人邹晓明。我后来投了金唯智,并和这几位同学都成了几十年的朋友。(笔者备注:9月26日,金唯智宣布已与Brooks Automation, Inc达成最终被收购协议。)


Eric另一个让我感到意外的地方是他的车。哥大为了表彰他的杰出业绩,在寸土寸金的曼哈顿当街授予了他一个专属的停车位。考究的铜牌上铸着他的名字,他却把一辆十多年旧的破Honda停在上面,就像一座美丽的宫殿里住着个要饭的。Eric每天赚的钱都不止买辆新车,为什么还开老掉牙的Honda?钱似乎是多数人奋斗的目标,但Eric有了钱,却没在享受,那要钱做什么?他在为什么奋斗?为什么而活?他让我意识到,人越智慧,越能摆脱物质的束缚;生命的精彩并不依赖于有多少钱,而是有多丰富的内心世界。



王健博士答辩当天和Eric在一起(摄于1996年)


我有幸获得了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的奖学金(每年18,000美元)。从而不用像许多留学生那样端盘子送外卖,那时感到特别富裕,还攒出了钱去欣赏百脑汇的戏剧。


科研很顺利,在《Cell》上发表了文章,我却越来越失落。我的课题是CaMKII蛋白在学习记忆中的作用,研究它的机制就像在挖一口深井,钻研越深,离生活越远。我开始发觉深奥的基础研究可能不适合我,而是梦想像Eric那样,把科学变成产品,让患者减少病痛。于是逐渐将许多时间花在读商业报章书籍上,商战故事让我觉得像看动作大片一样过瘾,科学家的梦想渐渐淡漠。



王健在哥大实验室(摄于1996年)


但理智不断提醒我,应该专注于科研,因为这条路最稳妥——凭着诺奖实验室的金字招牌,博士、博士后、助教、教授,将是毫无悬念的成功之路。我就像一个活在没有爱情但很舒适的婚姻里的人,心和大脑(理性)激烈地战斗着。在这样的斗争中,一般大脑获胜。被惯性、惰性和对未知的恐惧所控制的大脑总能说服一个理智的人放弃内心的渴望,用一生的幸福换取暂时的安全感。如果大脑(理性)永远获胜,世界就会失去所有的创业者和革新者。


幸好,我的心胜利了,我决定拿到博士学位后从商。对一个一无所有的中国留学生来说,从科学转到商业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读商学院,于是决定去斯坦福读MBA。当时我对商业的兴趣是很模糊的,并不知道后来所从事的VC、PE这些词汇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就像一只飞蛾,远远地看到亮光就飞了过去。


日后的经历让我相信,可以不知终点,但要远离黑暗。


医药魔方:能否谈谈斯坦福商学院的经历?


王健博士:斯坦福对我很好,免了一年学费,其余费用靠贷款。学校里有个帮助贫困学生的办公室,里面有许多别人捐的旧锅碗瓢盆,随便拿。当我追问何时归还时,他们都奇怪地看着我,这些东西已经旧得现在都没人要了,你用过以后还有谁会要啊。而我很满足,像抱着一座金山一样抱走了一大堆旧东西。


斯坦福校园紧邻着沙丘路(Sandhill Road),是全球VC王国的“首都”,所以做VC是多数同学的梦想。我好不容易才打听到VC究竟是做什么的,也幻想试试,但这想法无异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因为我不仅毫无VC经验,甚至连英语都是“中式”的。

斯坦福大学校园(王健供图)


因为一次拜访老牌VC(Delphi Ventures)的偶然机会,我遇到了他们最年轻的合伙人Debra Yu——我在网上见过她的照片。我在走廊上拦住她,结结巴巴地自我介绍,她立即猜到我是想找工作,“We do not have a job,”她直率地说。


我顿时觉得脸上发烫,但还是厚着脸皮,硬塞给她一张印着联系方式的名片,说我是博士,如果你们有太“科学”的案子需要帮忙看,我很乐意效劳,免费。”We do not have such cases,”她简短地结束了我们的交谈。


但过了几周,她竟然给我打了电话。从她那儿我读到了平生第一个案子,但我完全读不懂,又不敢告诉她,只好周末熬夜查资料,勉强凑一些想法写成报告交给她。不知是报告真的有用,还是她不愿意挫伤我的积极性,她居然给了我更多的案子看。


我毕业时拿到四个工作offer,其中一个是麦肯锡,面试中过五关斩六将,来之不易。一年工资加奖金14.3万美元,对一个背负着学生贷款、净资产是负值的人来说,这份工作是莫大的诱惑。但就在这时,生活又抛给我一个难题。


心地很好的Debbie(Debra Yu的昵称)在电话中给我留了言,说虽然他们公司没有职位,她把我推荐到了华登,一家正在招人的VC。当时华登是全亚洲VC行业的老大,我拿到了offer,也发现总报酬比麦肯锡少37%。


我的大脑和心又开始大战。


「去麦肯锡!」大脑明确地命令我,「待遇更高且不说,在麦肯锡镀了金,未来的事业就有保障了。」


但心却在嘀咕,「麦肯锡是给公司提建议的,幻灯片一交,咨询费一拿就走人了,建议的结果好坏和你没关系,有啥意思啊?况且,你一个毫无商业经验的小毛头,却要指导花白头发的高管,不是自欺欺人吗?做VC可以和创业者一起建公司,像Eric那样把科学变成产品,会很酷。」


「14.3万可是真金白银!不拿白不拿!」大脑说。


纠结达到了夜不能寐的程度。我想不清楚,只好建了个spreadsheet,深入分析两条路的利弊,但无论如何分析,麦肯锡都占上风——只有精神病才会扔掉37%的收入呢。但我的心是很强大的,大脑扭不过它,最终败下阵来。我干了精神病才会干的事,去了华登,做了VC。


回想起来,我认为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我不适合麦肯锡——在那里我不会快乐,更不会有持久的热情。但我在钱上是不是就亏了呢?并没有。我刚开始工作时少拿的,后来生活都因为我持久的热情而加倍“补”给了我。也就是说,人生没有“浪费”的路,你敲,门就为你打开。


我和带我进VC行业的Debbie成了好朋友,已经二十余载。她今天在华兴资本任董事总经理,我们常有合作。


现在的我,庆幸当初的选择:追寻内心的渴望,不和自己的心战斗。


中国生物医药投资变化

喜忧参半,埋头苦干


医药魔方:您在生物医药领域投资了20年,一定目睹了许多变化?


王健博士:我是1998年进入投资行业的。当时中国医药市场只占全球约2%,很少跨国药企把中国放在眼里。国内状况也很惨淡:人才匮乏,毫无创新能力,IP得不到保护,低质雷同的仿制药充斥市场。


2000年后,全球大环境也在动荡。耗资巨大的基因组工程非但没在短时间内带来被期盼已久的新药创造力的提升,药物研发费用反而猛增;生物医药股市伴随着互联网泡沫一起破裂。


但在其后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医药市场腾飞了——从全球十多名直冲到仅次于美国,跨国药企争先恐后地扩大在中国的投入。与此同时,在异国他乡旅居多年的“游子们”纷纷进行了回归祖国的“大迁徙”,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中国生物医药的崛起。


2001年,我和杨青博士共同创立了中国医疗健康产业领导者的组织百华协会(BayHelix)。刚成立时,几乎所有的会员都在海外,到如今已有一大半在中国,杨青和我已经回到国内许多年。百华协会的成员创建或管理了药明康德、再鼎、百济神州等诸多成功企业。

第一届董事会:王健,杨青(前排左一、左二);余国良,施晨阳(后排左二、左一)(摄于2004年)

展望未来,我充满信心。经济增长、老龄化、城市化、医保体系健全、产品升级换代等市场驱动因素仍很强劲;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改革卓有成效促进本土创新能力迅速加强;各级政府对产业的支持力度很大,创业环境良好;再鼎、百济神州等公司在海外成功上市,为创新型公司开拓了良好的退出渠道。海外人才在继续回归,本土人才日益成熟。

再鼎医药创始人杜莹博士(左)和王健博士(摄于2017年)


医药魔方:前景如此美好,您有什么担忧吗?


王健博士:担忧很多,捡几个近期重要的说。


首先担忧药品监管改革的力度能否持续。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近两年大刀阔斧的改革导致了全产业的繁荣,但改革刚刚开始,肯定会受到既得利益各种形式的阻挠,需要持久的努力才能完成。有能力的改革者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往往要顶住各种压力和诱惑,甚至承担个人风险,应当受到保护和鼓励。


其次担忧中美贸易战可能导致的技术、资金和人才等壁垒。病痛(治病救人)是不分国界的,国家之间通力合作救死扶伤,是在经济、伦理、道义各方面都天经地义的事。希望贸易战对生物医药行业不要造成不良冲击,导致天下病人受苦。


第三是个貌似矛盾的担忧:我担忧市场形成“泡沫”,又担忧“泡沫”破得太快,形成“反泡沫”。直至两个月前,我都只担心“泡沫”。医疗健康产业近年的“火”导致投资者热情爆棚,但其中不乏一些不懂产业,只是想靠赶“风口”分一杯羹的。他们往往在估值上竞争来赢得案子,从而导致“泡沫”;但“风口”一灭,他们溜得比谁都快,又容易导致我称为“反泡沫”的长期过度低迷。


近两个月来,“泡沫”消下去了一些,很多投机者在观望(他们美其名曰“较谨慎”)。“泡沫”有重新被吹起来的可能性,也有破掉的可能性,这样非理性的大起大落对行业是不利的。


奥博资本(OrbiMed)是全球最大的专注于生物医疗领域的投资公司,目前管理约140亿美元的资产,在全球成功投资了约500家企业。奥博亚洲(OrbiMed Asia)管理着3支专注于亚洲的生物医疗私募股权基金, 总额约11亿美元,已经投资近50家公司,包括再鼎、艾德、爱康医疗、中美冠科、亿腾(EOC)、艾瑞(ForteBIO)、时代天使、金唯智(Genewiz)等优秀企业。另外,奥博资本二级市场基金在亚洲有近10亿美元的投资。


医药魔方:有这么多担忧,您一定睡不着觉吧?


王健博士:我的睡眠很好,谢谢。以上几个担忧都并非个人或某个公司所能左右,有点“杞人忧天”的意思,我力所能及的是把每天的事做好。


不管是否有泡沫,奥博亚洲都会坚持冷静、严谨的投资策略。我们的PE/VC基金有三只,加起来约11亿美元。第三只5.5亿美元的基金是去年九月成立的,已投出两亿多美元。


其实,奥博亚洲今年比较“舒服”,在最近一年左右,我们有10个公司上市或卖掉退出(包括再鼎、艾德、爱康医疗等),有两个新的退出在最后阶段,它们加起来总额预估约5亿美元左右。把现金连本带利打还给我们的投资人(LP),是不掺任何水分的业绩,也是整个奥博亚洲团队多年埋头苦干的结果。


只有疯子才会创业

雷同,毋宁死!


医药魔方:您对创业者有何建议?


王健博士:首先,我建议大家要对创业热烈到“睡不着觉”的程度再去干。创业只适合极少数人,多数成功伟大的人并没创业,所以不要赶创业的“时髦”。


许多人创业并非出于内心的热爱,而是因为外在的原因:目前流行创业,好融资,谁谁谁18个月就赚了很多钱等,这是很危险的。创业成功的几率是九死一生,正如乔布斯所说:“只有疯子才会创业,理智的人会因为机会小而放弃。”你如果没有内在、持久的热情,遇上障碍时就不会有韧性地坚持下去,公司很容易成为“烂尾楼”。


其次,我建议创业者用5年做时间单位。一个人如果能在5年里从零建出个伟大的公司,已经是创造奇迹了,即使20年建个伟大的公司也只有很少人能做到。但中国文化讲究“短平快”,许多创业者恨不得18个月就建个伟大的公司,市面上的“傻钱”助长了这种浮躁的风气。


另外,我建议创始人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团队建设上。创业者的本能是挽起袖子就干,这在开始是必要的,但并非长久之计。世上没有伟大的公司是一个人建成的,刘备如果不找团队,自己挥舞着宝剑就去冲杀,恐怕就没有后来的蜀国了。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得迅速从基层干事的人向领导和管理者转型,许多创业者没意识到这一点。


最后,我想送给创业者一句话:“雷同,毋宁死!”(Be different, or die!)创业第一天就应该考虑差异化,建立独特的市场定位,规避激烈的竞争。中国公司喜欢同质竞争,几十上百的PD-1/PD-L1和CAR-T就是例子。这方面中国应该向瑞士学习,人家卖水果刀就要定位成“瑞士军刀”,即使切不动水果,挂在身上也很光荣。中国公司目前多数只会比价杀价,生产的水果刀一把比一把便宜,一把比一把锋利,却落得个“质低价廉”的形象,不仅卖不出好价钱,也没人引以为荣。


医药魔方:香港股票交易所近来增设了针对创新型生物医药公司的上市渠道,您是其咨询委员会的一员。您对这个新渠道怎么看?


王健博士:我的想法纯属个人观点,与委员会成员的身份无关。


港股的新IPO渠道一定比没有好。打个比方,这就像以前买卖水果都要到纽约的集市去,香港虽有集市,以前却只卖蔬菜,不卖水果。现在香港新增了水果摊儿,对买卖双方以及整个水果产业显然是利好的。


我对这个新的渠道充满信心。中国是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在港股新渠道排队上市的公司中不乏强健的。中国的医药创新方兴未艾,大量世界顶尖人才回归中国也将促进伟大的公司、丰富的产品管线的诞生。许多本土创业者不愿意跑到纽约用英文卖股票,香港有望成为和纳斯达克媲美的东方股市。


许多人因为某些公司IPO后表现不尽如意而担忧,这大可不必。IPO后的表现和该公司的IPO定价、业绩、市场环境等诸多因素有关,个别股票的震荡不代表整个股市有什么问题。


某些股票的大跌让许多投资人更理智、清醒了,这对整个行业是有益的。和两个月前相比,我对港股新的IPO渠道信心更强了,奥博亚洲团队在更加积极地投资。


港股新的生物技术板块就像个新生儿,想保证他永远不生病,永远幸福是不可能的。任何股市都没有所有股票只涨不跌的道理,像纳斯达克这样成熟的市场仍免不了震荡,它两年前非常低迷,最近才回到约三年前的水平。


港股新的生物技术板块才刚刚开始,就像一部电影才放了前30秒,结论尚早。世上没有一部精彩大片是从圆满的场景开始的,主人翁从百层高楼上坠落50层是常事,我相信精彩的情节还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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